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咬定青山:“待业”的博士

2008-02-07 11:32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黄朴民  我有话说

明末清初思想界巨擘顾亭林尝云:“一为文人,便无足观。”以古律今,可知此语实为平凡而不朽的真理,尤其是放在那些终日与青灯古案、竹头木屑为伍的历史研究者身上,这更是“一语成谶”式的宿命!因此,我曾以调侃的方式说过:“对于一个人而言,把研究历史作为他一份业余爱好,那是莫大的幸福;把研究历史当作他自

己谋生的饭碗,则是真正的悲哀!”

到了韩国之后我发现,那里的历史学同样处于学术的边缘,同样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,同样让诸多青年学子避之惟恐不及。一般学校的历史学科不招人待见也就罢了,就是在其国内“超一流”的“S.K.Y”(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、延世大学)三校中,历史学科的地位也是低得让人同情。

据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讲,高丽大学研究生招生,其他系科的入学竞争激烈程度,可以用“白刃相搏”来形容,典型的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场面,而历史系(韩国一般称“史学科”)的报考,则往往“门可罗雀”,通常只需要提供个人资料,不必经过考试就可以入学,成为守护历史学这支“风中之烛”的光荣一员。

历史学科遭遇冷落,原因当是中外一致的。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,在学科的前途上,利禄资源的配置乃是最终决定学科盛衰的杠杆。西哲培根说过:“读史可以明智”,固然不错;唐太宗也讲:“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”,更是真理。可是“明智”毕竟不等于沉甸甸的饭碗,“知兴替”也非芸芸众生所需要尽心的义务。对于绝大多数年轻学子来说,为了日后捧上堆满鱼肉的饭碗,就只好把历史学这碗“坚硬的稀粥”搁置在一边!

然而,一母九子,各不相同,总还是有人喜爱并投身于历史学这门冷僻的学科,韩国的情况也不例外。在韩国任何一座综合性大学,历史系总是能够开张,依旧细水长流式地为社会培养出历史学学士、硕士与博士。年复一年,积腋成裘,顶着史学博士“桂冠”的人也有了一定的数量规模。

韩国的大学,除极少数(如国立首尔大学)之外,都是私立的。老板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多不容易,兴教办学,自然最注重投资的效益,不乐意掏腰包去赡养闲杂人等。这反映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上,就是努力将师生比控制在最经济、最合理的范围内,严格限定教师尤其是教授的岗位,绝对不允许尸位素餐、人浮于事的情况出现。至于日常的院系事务,则聘用在校研究生担任的“助教”来处理,像中国高校院系里的办公室和教辅人员,在韩国高校的院系通常是不存在的。但令人佩服的是,他们的管理井井有条,从来不曾听说在哪个环节上出过问题。日常教学、科学研究、学术交流、行政运作、学科建设等等,都在高效率、低成本基础上进行和拓展。中国高校要与国际接轨,不必好高骛远去向欧美一流高校学步,先和近邻的韩国高校看齐就可以了。

历史系招生数额十分有限,这样一来,该学科教师队伍的规模自然小得可怜,而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却每年在递增。这中间既有韩国本土高校自己培养的“土鳖”,也有从欧美、日本和中国台湾、乃至中国大陆学成归国的“海龟”,合在一起也有相当的数量。于是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:教师岗位稀少而博士人数过剩,无论是“土鳖”还是“海龟”,大多都为谋一教职而不得。往往是某高校史学科一个教师岗位出缺,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竞相去应聘,竞争之激烈,过程之残酷,令我们这些局外人也心有戚戚焉。

很显然,在韩国做历史学博士,在很多的情况下,毕业之时就是其“失业”之始,说得好听一些,便是处于“待业”的状态。看来,学历史出路狭窄、前途惨淡,乃是世界性的问题,不独中国如此。

然而,让人更加感慨的是,这些韩国历史学博士面对“待业”时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与心态。在中国,历史学博士的出路也是“王小二过年,一年不如一年”,可是,他们一般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,在咬紧牙关把博士头衔搞到手之后,他们敢于也善于与昨天做彻底决裂,把满脑子的“之乎者也”、“秦皇汉武”当机立断清理出去,以“知昨非而今是”的立场与态度去寻觅全新的生存之道。“实用理性”的推崇,功利本能的救赎,决定了历史学博士中大多数人在毕业后改行与跳槽,乃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。也多幸亏了有这样的自我调控,才使得尽管中国出了这么多的历史学博士,却似乎很少有因生计绝望而跳楼投河自尽的。

反观韩国的历史学博士就不是这样,全身上下弥漫着一股天真的“傻气”,远远不及中国的同类来得“明智”,善于“变通”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,或许始终秉承着一种理念,即:既然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业,那么就不应该轻易地抛弃自己的专业,单纯地为生计问题去凑合着找一份与历史学毫无关系的工作。于是他们宁可暂时委曲自己,在默默中等待,一直坚持到最终寻觅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(我相信,中国的历史学博士中愿这么做的也大有人在,问题是在我们这里,这种等待往往是无望的)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他们毫不懈怠地从事专业的研究,阅读典籍,撰写论著,参与本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,为日后投身教职岗位的竞争积累资本,创造条件,真正是心无旁骛,持之以恒。《论语》上记述孔门第一贤弟子颜渊“居陋巷,一箪食、一瓢饮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,从某种意义上,正是这些韩国“待业”历史学博士的形象写照。

我在所访学的高丽大学史学科结识了多位这样的“待业”博士。如从事明清史研究的权博士,毕业已有多年,但一直未获得正式的教职,目前是在其导师朴教授领衔主持的“BK21”项目中担任“研究助教授”,协助朴教授管理这个为期七年的国家资助科研项目。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金博士,毕业后一样处于打零工的状态,在高丽大学史学科做一名不在编的授课讲师,签一次合同干上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,真正典型的今年不知明年的事。据他们介绍,在韩国,像他们这样的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,临时工性质的博士比比皆是,别人和他们自己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。

“待业”博士打零工的收入维系简单的生活还是可以的,否则,一个人再有定力,面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境,也很难做到心如古井波澜不起。当然,其收入也绝对谈不上丰盈,甚至可以说是拮据。以金博士为例,他一般每学期在高丽大学史学科承担两门课程,每门课程每月收入50万元(1万元韩币约折合人民币80元),再加上他在别的学校兼上一两门课,合计起来,月收入也就是在150万至200万元韩币之间,与超市的收银员收入相近,低于韩国人的平均工资收入。考虑到韩国物价的昂贵(首尔已进入了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城市的前五位,远远超过了香港、纽约等地),他的这点收入实在很寒酸,生活都十分紧巴,购置像样地段的房子根本就甭想。动辄几个亿价格的住房,对这些待业的博士是天文数字。

不过,令人为之感佩的,是他们对工作与生活抱持着从容豁达的心态,宠辱不惊,安贫若素。我曾经很委婉地向权博士询问过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当下的境遇,并由衷地表示了我对他们这些人的敬佩之情。他的回答很平淡但也很坚毅,他觉得从事专业研究适合自己的天性与爱好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什么都好,无须去羡慕其他人。正是这样的心态,正是这样的胸襟,使得他们不随波逐流,为满足物欲而丧失自我。

与国内不少学人浮躁的心态和学风相比,韩国这些“待业”的历史学博士的境界显然要高迈得多。韩国的历史学研究水平的高低我们不宜妄加置评,但年轻一代学人对专业的执着与追求确实为我们所不及,而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献身精神,才能把“板凳甘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字空”的学风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那些心无旁骛、锲而不舍的韩国“待业”历史学博士,是我们榜样,因为,他们的精神正是一个历史学研究者能成大器,为深化历史学研究作出自己贡献的基本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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